罗亦农牺牲后，新婚妻子向中央提三个要求，周恩来：只能答应两个

上海，这座国际大都市，不知道让多少人向往。它的繁华，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东方。

但对于邓小平而言，上海这座大都市带给他的感受却不仅只有繁华，还有失去革命战友的悲伤。

1928年，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，白色恐怖越发严重，迎来了上海革命的至暗时刻。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，深感身上的担子很重，在党的所有工作都转入地下以后，仍冒着被捕的风险频繁外出，维持上海地下工作的运转。

4月15日，邓小平因为要完成一次重要的商讨工作，与罗亦农约好在英租界的一处秘密地点接头。

两人此次接头十分顺利，很快就完成了商讨，邓小平决定离开时，罗亦农没有同时离开，他让邓小平先走，自己还约了一个山东来的省委书记在这里见面。邓小平对此并未在意，与罗亦农告别后，就从接头地点的后门迅速离开了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此次与罗亦农一别，竟然就是永别。

原来，邓小平前脚刚刚从后门离开秘密见面地点，一队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了进去，不由分说得将罗亦农给抓走了。邓小平从后门绕路离开后，路过前门的位置时，突然发现伪装成擦鞋小贩的特科人员，正悄悄的给他打手势，食指的方向正是他刚刚与罗亦农见面的地方。

邓小平心领神会，立刻加快脚步离开，在敌人对秘密地点周边进行警戒之前，顺利脱险。仅仅过了数日之后，《申报》就刊登了罗亦农牺牲的消息，令邓小平悲痛万分。

罗亦农牺牲之前，刚刚新婚不久，他的新婚妻子惊闻噩耗，痛不欲生，幸得党内领导和同志轮番劝慰，这才逐渐稳定住情绪。周恩来代表中央探望她时，她一边流泪，一边向中央提出了3个要求，周恩来听后，却没有全部答应，而是明确告诉她：“三个要求，我只能答应你两个。”

敌人为何会知晓罗亦农的行踪？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提了三个什么样的要求，周恩来又为何只答应了两个？这一切都要从这位英名彪炳历史的罗亦农说起。

坚定的革命者

罗亦农是湖南湘潭人，家境富裕，自幼没有缺衣少穿，很早就接受了教育。罗亦农7岁进入私塾读书，11岁来到一位名为郭月钦的秀才创办的学馆继续求学。

郭月钦虽然是晚清秀才，却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想，算是一个开明人士。罗亦农跟着他学习期间，深受他的影响，郭月钦算得上是罗亦农民主思想的启蒙者。

罗亦农聪明、好学、上进，他几乎能够满足所有家长对孩子的期望。后来，罗亦农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，顺利考入湘潭益智学校继续读书。这所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办的一所学校，政治背景并不单纯，教书育人的同时，掺杂着不少奴化教育，很多学生在校期间都被洗脑了。

但罗亦农却是一个意外，他不仅没有受到校方的奴化教育洗脑，反而热衷于反帝爱国运动，在校期间经常组织、参与这类运动，被校方多次警告，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终于，校方在1917年找到了一次开除他的机会，在他参与了反对日货斗争后，将他的学籍开除了。

学籍被开除，罗亦农并不在意，在他看来，在这所学校学习，不仅没有任何帮助，反而成为他的束缚。但他的家人却不这样认为，他们不希望罗亦农投身革命，只盼望着他能留在家中继承家业，却遭到罗亦农的激烈反对。

在那个封建余毒尚存的年代，敢于反抗的年轻人其实不多，罗亦农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时代的勇者。当家人为他包办了婚姻，想利用婚姻的枷锁将他牢牢控制在家中时，罗亦农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开家乡，打算远赴上海，继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罗亦农先到长沙，辗转抵达上海，期间多次参加爱国运动，却因为得罪了家里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只能独自肩负起生活的压力，以卖文为生，勉强度日。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，没有压垮罗亦农，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反抗意识。

在熟人介绍下，罗亦农有幸结识了陈独秀。罗亦农很大胆的单独去拜访了陈独秀，坚定的提出了要干革命的要求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意志是坚定的，眼睛里是有光的，罗亦农正是这样一位热血青年，陈独秀慧眼识珠，当即就决定接纳他，将他安排到一家报馆做校对。

此后，罗亦农被引领到革命的道路上，他如饥似渴的学习，不断吸收着进步思想。经过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外语后，被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罗亦农闻讯，激动万分，简单的收拾了行李后，就准备出发了。

临行前，罗亦农与家人的“分别致辞”一点也不伤感，反而慷慨激昂，他说：“我们的这个社会不好，现在的世界会变。”随后，罗亦农义无反顾的转身，踏上远行莫斯科的旅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年他才19岁，同时，与他同去的还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等著名人物。后来，刘少奇入党时，他的入党介绍人，正是罗亦农。

李大钊领导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后，亲自点名要让罗亦农主持党校工作，出任该校校长。此后，罗亦农被调往上海后，又开始积极筹备武装起义，不仅打破了江浙地区没有斗争声音的尴尬局面，还一举将队伍扩大，奠定了组织在上海扩大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文能主持党校工作，出任校长。武能筹备武装起义，壮大起义队伍。在当时，罗亦农已经是能文能武的名人了，当时的他也只有23岁而已，任谁谈论起他的未来，都会伸出拇指赞一句：“前途不可限量”。

有了在上海筹备武装起义的成功经验以后，曾经的文人有了武装斗争经验，肩膀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

1926年，时任居委书记的罗亦农，兼任了上海军事委员会主任。中央当时给他的任务是，让他主持开展上海工人运动，并成立上海工人纠察队。

在上海组织起义期间，罗亦农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他将一家住户的厢房设为讲课大堂，每天到了晚上，就会将工会的活动分子们邀请过来，给他们讲课。在思想工作到位，时机成熟时，罗亦农就开始尝试组织起义，但接连两次都失败了。

不过，罗亦农并未气馁，继续为第三次起义做准备。第三次起义时，周恩来与罗亦农一起领导，终于成功，并顺利将北伐军迎进了上海。这次起义的成功，意义实在太重大了，直接帮助北伐军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占据上海，真可谓一场起义顶一个兵团，消息传出后，直接轰动了全国。

然而，就在全上海人民都在欢庆解放时，蒋介石这个独裁者，却在此时暴露自己的野心。他利用阴谋诡计暗中将纠察队缴械，夺走了工人的武装后，高举手中的屠刀，令上海血流成河，彻底背叛了革命。

蒋介石的背叛太过突然，导致人民的损失惨重，周恩来也因为没有防备而落入敌人手中，被拘禁起来。一时间，起义成功的欢欣鼓舞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，让所有人都感到心惊肉跳。

此时，罗亦农冷静的站出来，开始积极组织被打散的力量。经过精心谋划，总算是将周恩来营救出来，随后与周恩来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，主张讨伐蒋介石。

此后，罗亦农坚定信念，要与蒋介石这种反革命斗争到底。在罗亦农看来，想要打倒蒋介石这种反革命，不能只是讲道理，更要以武装来说话。因此，罗亦农也成为“武装革命对付武装反革命”的决策者之一。

远见

坚定了走武装革命的道路以后，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，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湖北秋收暴动计划。

罗亦农递交计划时，正处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特殊时期。当时党内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“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？”关于这个问题，谁都不具备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自然也就谁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只能靠不断摸索、尝试来总结经验，再进行判断。

罗亦农递交湖北秋收暴动计划，其实就相当于率先迈出一步，属于一种大胆的尝试，也是对他提出“以武装革命对抗武装反革命”的实践。但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，究竟能走多远？依然是无法确定的。

因此，当中央收到这份计划以后，有的同志表示赞成，认为总要迈出第一步去尝试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；也有的同志表现得相对保守，始终犹豫不定，持怀疑态度。有争议，自然就要商讨，中央经过商讨后，决定发动秋收起义，同时也决定发动南昌起义。

9月，经过几番商讨、修订、准备以后，秋收起义的计划已经非常成熟，时机也已经成熟，湖北秋收起义在孝感、黄安、麻城等地正式爆发。除了湖北以外，湖南、广东、江西三个省份，也同时爆发了秋收起义。

在四省的秋收起义中，成长起来很多优秀的革命干部，李先念便是其中之一。而且，秋收起义如同是播下一颗革命的种子，影响非常深远。甚至有些地方在秋收起义以后，促成了红色根据地的建立，对后来的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
1928年，始终为了革命事业奔走的罗亦农，终于迎来了一件让他万分轻松、喜悦的事情。他和未婚妻李哲时，在这一年正式结为夫妻。

1928年元旦，罗亦农和李哲时的婚礼正式举办，这是两位革命者特意选择的好日子，象征着全新的开始。当天，周恩来夫妇、瞿秋白夫妇、李富春夫妇等人纷纷到场，向这对革命伉俪献上真挚的祝福。

新婚后，罗亦农和李哲时，在武汉度过了4个月的甜蜜时光，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共同度过最后的时光。

婚后4个月，由于工作原因，罗亦农夫妇赶往上海。由于两人去上海的安排比较匆忙，到上海以后，两人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找到。罗亦农寻找住处期间，李哲时决定暂时回到她就读的学校住宿舍。

4月8日，是罗亦农和李哲时见最后一面的日子，罗亦农帮李哲时收拾好行李后，将他送上一辆黄包车。新婚夫妻难分难舍，最后还是罗亦农劝车夫出发，两人才难舍的分离。罗亦农站在原地，目送黄包车远去，李哲时则探出头来，向身后的罗亦农望去，直到他消失在视野中。

被叛徒出卖

罗亦农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后，很快就在公租界戈登路望志里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所，同时也成为他工作的秘密地点。同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完成学业归来的何家兴夫妇，正好被组织派遣到上海。罗亦农身边正好缺人手，何家兴夫妇就安排在他身边做秘书工作。

彼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很严重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有人被抓，或者有人牺牲的消息。罗亦农每次听到有革命同志入狱，总会感觉痛心疾首，却从未曾有过一丝恐惧。但何家兴夫妇却不同，他们的革命意志不坚定，被调到上海工作期间，整日被恐惧所笼罩。

为了摆脱这种日夜恐惧的生活，何家兴夫妇选择了逃避，每日结束工作后就去酒馆和舞厅买醉，经常后半夜才醉醺醺地返回机关，罗亦农等人发现这种情况后，多次对他们进行警告。何家兴夫妇表面上答应得很爽快，到了晚上却依然我行我素，让罗亦农对他们的安全十分担忧。

上海灯红酒绿，买醉之地最是繁多，但绚丽夺目的灯光美酒，却需要绝大的开销来支持。何家兴夫妇整日沉沦，逐渐积蓄见底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。

如何才能尽快弄到一笔钱？成为何家兴夫妇急于解决的问题。但他们好逸恶劳、贪生怕死，已经不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金钱。思来想去，何家兴夫妇竟然决定背叛革命，以出卖革命同志来换钱供他们继续享乐。

4月初的一个深夜，何家兴夫妇找到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任职的一个帮办，将自己了解的秘密和盘托出，条件是换取两万美元的奖励。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清楚当叛徒的下场不会好，为了逃避正义的审判，他们又想这个帮办提出事后送他们出国的要求。

这个帮办也是一个狡猾之人，听到他们何家兴夫妇话，并没有显得很激动，反脸上浮现出颇为不屑的质疑神色。何家兴夫妇见状急坏了，连忙赌咒发誓，帮办却不以为然，看着何家兴夫妇焦急的模样，认为时机也差不多了，这才提出让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

这种事如何证明？无非就是让何家兴夫妇带人去抓革命同志，等真抓到了人，再考虑是否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帮办此举显然有些欺负人的意味，令何家兴夫妇很生气，但他们嘴快，已经将秘密全部说出，再也没有了回头路，只能任帮办拿捏。

何家兴夫妇回去以后，帮办立刻将此事上报，英租界的巡捕房很快就做好了抓捕准备，只等着何家兴夫妇给他们消息。何家兴夫妇身为罗亦农的秘书，掌握了很多重要秘密，尤其是罗亦农的日程安排，对他们几乎没有秘密可言。

4月15日，罗亦农约定上午10点，在秘密地点与山东来的省委书记见面。何家兴夫妇提前得知以后，立刻偷偷透露给与他们联系的帮办，英租界巡捕房按照这个时间和地点设伏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罗亦农之前还约见了邓小平，这次见面颇为重要，何家兴夫妇并未知晓，邓小平这才得以惊险脱身。

但这位赴约而来的山东省委书记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刚刚进入约定地点与罗亦农见面，就被埋伏好的巡捕冲进来给逮捕了。

由于英租界巡捕房的此次行动，背后有何家兴夫妇当内应，针对性非常强，只将秘密地点内的罗亦农和那位山东来的省委书记带走了，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动。因为有何家兴夫妇出面指正，抓人的巡捕甚至都懒得将办公室内的文件带走。

巡捕们抓人离开以后，何家兴夫妇等工作人员都有些愣神，但巡捕们只抓人不搜证据的举动，即便何家兴夫妇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何家兴担心会出问题，决定来一招贼喊捉贼，抢先一步赶往一处秘密机关，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上报。

同时，他还直接指出了巡捕只抓人不搜证据的疑点，义正言辞的表示，“我怀疑内部出了叛徒，必须彻查！”

何家兴夫妇这番贼喊捉贼的操作，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，但组织当时确实并未掌握他们是叛徒的实证，就决定先将他们保护起来，安置在南京路的一个小酒馆中，日夜派人守卫。

罗亦农被捕的事情，在秘密地点前门的特科人员，在事发后上报中央。由于何家兴夫妇背叛的很突然，特科人员此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，他们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人手，打算在罗亦农押送走的途中营救出来。

但巡捕房早有准备，他们将罗亦农引渡给国民党时，押送动作很快，特科人员没来得及动手，罗亦农就已经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了。如此一来，组织只能一边安排人调查叛徒的身份，避免更多的同志陷入险境；另一边再想其他办法继续营救罗亦农。

罗亦农落入国民党手中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们无不露出欢心的笑容，甚至喊出了“首要已擒，共祸可熄”的口号，小人得志的嘴脸显露无疑。他们为何抓到罗亦农如此兴奋？一来，罗亦农的地位高，影响力大；二来，他们打算对罗亦农动用酷刑，逼他叛变，挖出更多的仁人志士。

国民党反动派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但当他们对罗亦农同志进行审讯时，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，此前所有的激动和期待顿时烟消云散。因为罗亦农同志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，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残酷手段，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。

消息传至蒋介石耳中，蒋介石也不禁大失所望。他对共产党员的意志很了解，当下就明白罗亦农宁死也不会向他们屈服。恼羞成怒之下，蒋介石于4月20日怒发电令，命人将罗亦农“就地处决！”

敌人得令以后，当天便做足了准备，次日就驱车押送罗亦农秘密前往上海西郊。国民党反动派就这样将罗亦农同志残忍杀害。罗亦农同志牺牲时，年仅26岁。

罗亦农牺牲的噩耗传来，无不为之悲痛。时任情报科长的陈赓，虽然积极组织营救，最终却没能成功。但陈赓却通过他安插在英租界巡捕房中的潜伏内线，查出了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的铁证。中央最终决定，将二人执行枪决！

三个要求

罗亦农入狱以后，他的新婚妻子李哲时日夜担忧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噩耗传来以后，李哲时悲痛欲绝，几次昏迷过去。周恩来惊闻噩耗，也不禁潸然泪下，为了不让别人察觉，他故意将脸埋进装满水的脸盆里。

周恩来固然悲痛，却也只能强忍悲痛，代表中央去探望李哲时。李哲时见周恩来亲自探望，十分感动。当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要求时，她对周恩来提了3个要求：

第一，她要重新置办棺木，改葬罗亦农；

第二，她想离开上海这个伤心地，希望组织能派他到莫斯科留学；

第三，临行前，她想要一支手枪，亲自替丈夫报仇！

周恩来闻言，略一沉吟之后，答应她提出的前两个要求，拒绝了她提出的第三个要求。李哲时自然不肯，态度坚决，周恩来见状没有再说话，而是起身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张褶皱的字条递给李哲时。

李哲时不知周恩来此举何意，却还是接过字条，只见字条上有一行小字，这笔迹她认识，是丈夫亲笔。见字如面，李哲时不禁再次落泪，字条上面写的是，“学我之所学，以慰我。”显然，罗亦农盼望着李哲时能够坚持革命事业，而不是去无谓的牺牲。

这张字条是罗亦农入狱以后所写，他自知出狱无望时，留下最后的字条，托人带出监狱交给周恩来，这才有了如今这一幕。李哲时见丈夫遗愿，自然不肯违背，这才放弃了亲自持枪替丈夫报仇的想法。

最终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李哲时很快就被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留学，而罗亦农的遗体，也改葬到江湾第二公墓，满足了李哲时的承诺。

时光易逝，匆匆近百年过去。昔日的坚定革命者不知道牺牲了多少，才换来今天的百姓安居乐业、国富民强。如果说这世界上有最不该忘记的人，我认为应该是所有对新中国成立付出过青春和生命的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