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中百年往事：盛家三兄弟

口述者：盛老爷子 86岁

时间：2022年5月12日-2022年5月16日

地点：汉中东关294号

前记：

东关正街是汉中城区的一条老街道，从明清时期开始，商贾林立，三华里长的街道，两边是古香古色的深宅大院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条街道不复繁华。我是一位教师，利用业余时间对老街道的住户们进行了抢救性口述史采访记录。

盛老爷子和老伴一直居住在294号这栋房子里，盛老爷子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几十年前经历过与听别人说的事，时间地方人物记得非常清晰，在刚和他聊天时，我说起90年代我曾看过的一本书，盛老爷子脱口而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具体内容，让人惊叹他的记忆如此清晰。盛老爷子三兄弟的人生和故事各不相同，听完盛老爷子的口述，让过去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
我们家是东关的老住户了。

水有源，树有根，我爷爷的祖辈最早从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广东迁到了四川，后来不晓得为啥，又从四川来到了汉中，到了汉中，当时落在现在铺镇那个地方。到了铺镇，做些小生意 ，最开始卖蒸馍，卖着卖着，又开始织布，从两三张机子开始织土布，在街边上卖，经营一段时间，写了一间门面，慢慢生意就兴旺了，便从四川请了匠人又做了十几张机子，规模就扩大了，这时候铺镇的市场就小了，所以来到东关。在现在中药厂的门口，买了门面继续经营，生意越做越好，又进了洋布卖。

突然有一年冬天，家里的一只猫，拖着布带子从火盆上跑，把火引燃了，这样家里的棉花、布、丝绸什么的一把火烧完了，爷爷受到这个打击，一病不起，五十三岁就去世了。家里面我父亲，在青年路的女子师范教书，这时家里还剩了十几亩田产在新民寺那一块，靠着我爷爷这个财产，才重新把房子买到了我们现在住的地方。

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最早是贾家的房子，这个贾家，祖上是做大生意的，做的很大，路北边到马家巷这一大片都是他们家的房子，现在我们这一块的房子，每栋房子之间还有很多小门连着，就是当年贾家为了方便各房人进出开的，这后面还有个贾家花园，大的很，不知道为啥家道败落了，就靠卖房子卖地换钱。当时我们买贾家的房子是一整院，后来私房改造的时候，后面半边是我父亲名下的，改成了公房，我们留了前半院，就是现在我住的这里。

我父亲呢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个大少爷，耍了一辈子，他教书以后，又娶了一房小老婆。这个小老婆进了门以后，我父亲就基本就不管我们一家了。旧社会的时候我们有点家产，解放以后给我们定了个地主的成分，但我们一家实际上啥都没享受到，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她没有经济来源，我们连油条都没吃到过。我父亲的小老婆，也就是我小妈是个很凶悍的人，对我妈，还有我们三兄弟非常差，骂我妈能骂一天一夜，还有一次打我大哥，把我大哥腿上的一块肉都咬掉了。我们在家里的地位非常差，上学交学费都是问题，因为我父亲不供嘛。

小妈家里是城西边那一块的有钱人，她是我父亲在女子师范教书时候的学生，家里很有钱，当时要饭的人都去她们家要饭。小妈家里有个丫鬟，小妈不知道因为啥事把这个丫鬟虐待死了，连夜找人把丫鬟的尸体扔到了现在磨子桥的一条沟里，第二天被人发现了，不得了，沟里有个女尸，围观的人里面刚好有在她家要过饭的乞丐，这个丫鬟给乞丐舀过饭，嘿这个小女子我认识呀，这就认出来。旧社会杀人也得偿命，结果小妈就和她妈商量，由她妈顶了这个罪就坐牢了。我小妈就把家里的财产全拉到我家来，这样就更不得了，我父亲也是事事向着她。

所以我们三兄弟，从小也是受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害，我这个小妈还生了女儿，我叫小姐姐，记得小时候我跟这个小姐姐去七里店的田坝里摘豌豆 ，摘的时间太长了，回来晚了，到家里我父亲跟我小妈就不高兴了，让我跪在那里，我这个小姐姐就没事，天气还在伏天里面，我妈看着我心疼，要去拉我，我父亲连我妈都要一起打。当时我们在新民寺那里还有地，到了收粮食的时候，我妈也跟着去，我还小，不会穿衣服，在床上躺一早晨，我小妈就过来问我，是你妈爱你还是姆姆爱你，我也知道害怕，就说姆姆爱我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小妈给我舀了一碗饭，我大姐等她走了，把饭给我倒了，我问大姐为啥把饭给我倒了，大姐说姆姆刚才给你舀饭的时候，擤了一泡鼻涕在你饭里面，所以啊，我这个家庭氛围就很不好。

我们开始上学的时候，没吃的，没穿的，但我大哥从小学习非常好，我那时候还小，当时铺镇有个人要考国民党的军官考试，就过来找我哥哥，让他替考当枪手，那个人到我家来带了两个好大的南瓜，就是酬劳，我哥哥就替他考，一考考过了，直接考了个中尉连长。那两个南瓜太大了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人穷嘛，又是熟人，两个南瓜就当枪手了，那一天我背上长了个疮，没钱去看病，铺镇这个人来了看到我疼得趴在床上哭，还给我抹了一些万金油。解放以后我还见过大哥的通知书，成绩全是99分、100分。高二那一年，他就参加高考，没有考上，第二年他考上了陕西师范学院，但是没钱上学，我爸爸也不供我们，当时西北农学院有个畜牧兽医专业，上学有津贴，大哥就去西北农学院，到了学校，寒假暑假经常是没钱回家，回来了没钱去学校。

到了他毕业那一年，刚好是1949年解放，宝鸡还在打仗，邮路不畅通，我妈在家里没有他消息，愁上加愁晚上睡不着。终于有一天接到大哥的信，说他在西安一个兽医站工作，过了一段时期，西北农学院让他回去当助教，当助教当到1953年，兰州成立了畜牧兽医学院，从东北农学院、西北农学院调了一部分人过去，我大哥就调了过去。

大哥在兰州开始工作的也很好。谁知道以后运动多的很，1957年搞大鸣大放，说是帮助组织改正错误缺点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，把你对组织满意的地方不满意的地方说出来，组织上不打板子不抽鞭子，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，写了以后，专门有人统计还要评论，你要是不写，这么大的政治运动，你置身事外，也站不住脚。到了收口子的阶段，就开始要评右派，当时像罗隆基、章乃器，包括大作家丁玲，都成了右派。每个单位，都必须要弄个右派出来，这样，从旧社会工作过来的人、家庭成分不好的人，尤其要从他们的大字报上找问题批判。连夜开会，安排好人批判质问你。

我哥哥这个人业务搞得好，但是不积极向组织靠拢，这个叫只专不红，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他又隐瞒了自己地主家庭的出身，这样就成了重点对象，被弄得实在下不了台，他就自己给自己编些问题交代，说是旧社会他去收过租子，拉过人家的牛和猪，到最后，他自己编又加上上面逼，说他是反动家庭出身脱不了反动本质，又根据平时的言论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。右派里面也分轻微、中间和极右，就给他定了极右分子，判了五年刑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那一块放羊。我后来听他说，在山上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大喊冤枉啊冤枉，我想，你这样喊这样有啥用呢，肯定没有用。

在甘南山区服完刑，他就放了回来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畜牧站被管制。政治上有了污点，婚姻问题也耽误了，当时在老家这边找了一个铺镇的女子，成了我大嫂。我大嫂家里成分也不好，自己又是个不学好的人，结婚的时候目的就不对头，大哥每月给她寄钱，她总说钱没收到，经常问大哥要钱，我大哥心细，去找邮电局核对，邮电局一核对，实际上钱都是我大嫂收了。过了一个时期，她还是嫌弃我大哥是右派，没有社会地位，要和我大哥闹离婚，给我大哥说我们假装离婚以后再复婚，手续一办，人家就真的走了。在离婚期间，大嫂说我把她的钱和被面衣服都偷了，我大哥听了在心里怄气，到最后离婚以后，大哥才弄清楚是大嫂说假话。

跟这个女的离婚以后，有人又给我大哥介绍了一个离过婚带着娃的女人，才开始挺好的，我大哥很善良，做家务买东西，把带过来的娃培养得很好。大哥这个人，心地太善良了，那一年他回来，我想把我们家厨房造个烟囱，大哥就说，你把烟囱伸出去，把外面住的两家人熏到了咋办？后来带过来的娃娃大了，嫌我大哥太本分太软弱，闹离婚，所以我大哥两段婚姻都是离婚。

到了1978年邓小平上台，搞右派分子平反，大哥单位把他的材料弄出来调查，像家里用丫鬟、催租子、拉牛拉猪这些事情，都调查落实，全部都是我大哥自己胡编出来的，单位调查清楚以后，大哥摘了帽子。这时候，国家提倡搞社会主义建设，科技兴国，大哥他们通过考试，成了单位的高级畜牧兽医师，成了甘肃科委的专家。

这时候，我二哥去甘南看望我大哥，晚上和大哥去看电影，那一段时间电影院在放《牧马人》，看电影的时候，二哥发现大哥边看边哭，大哥说，这个电影拍的就是他劳改时候的那些事情。电影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，主人公平反以后，他的爸爸从美国回到中国，想把主人公接到美国继承他的事业，主人公不愿意去。大哥看到这里就说，祖国就像妈妈，我们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坏人，为啥这个妈妈要这样子对待我们，边看边哭。之后没过几年，大哥有高血压，心脏不好，一个人在单位住着，有天晚上吐血，吐得昏死过去，两天以后领导才发觉，怎么两天没上班，过去一看，门关着，找了个小娃从窗子上翻进去一看，人已经死了。我和我大儿子去了甘南，大哥火化，回来就安葬在了拐拐店公墓。

这就是我大哥的一生，糊里糊涂过去了。我们从甘南往回来去火车站的时候，他们单位上派车送我们，开车的司机说了这么两句话，说你哥哥这个人啊好是好，没有得罪人，但是也没有为到人。他这个人，就是性格上太孤僻了。当时我去了甘南以后，也了解了大哥的一些事，大哥在那里给中学生教英语，天天夜里给大家教，学生们都说盛老师好。单位上有个老家靠近宁强的女同志很同情我大哥，算是老乡嘛，女同事是管伙食的，经常照顾我哥哥，这位女同志是个藏民，给我讲了很多我大哥的事，很多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，这个人名字很怪，叫孔雀草。

我大哥这个人，从小字写得好，学习好，他就说自己是个不怕考试的人，越考越出名。平时学习的时候，每天都要把前面学过的东西看一遍，然后再看新的东西，到了考试，把书翻一遍，考的成绩就很好。旧社会他的同学后来是汉二中的教导主任李铭学，后来到我们家后面房子家访，见到我还问，你是不是盛家老大的弟弟，对他印象很深。可是他这个人，好像对读书以外的事情，真是不在意，也不跟人交往。有句话叫“不见兔子不撒鹰”，他连这句话都不知道，到工作以后有一次回到汉中，他还问我这句话是啥意思......

再说我二哥。我二哥，到了上学时候还是没钱上。碰巧1950年号召中学生参军，考军干校，培养军事干部，二哥就报名参加，去西安王曲的军校学习。

刚到了学校时也没有学习，让他们去审讯解放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，甄别出罪大恶极和没有严重罪行的，那时候没有复印机，材料都是靠他们刻钢板油印出来。这个材料要上报给西北军区的司令员彭德怀，二哥他们领导一再叮嘱他，小鬼，要做好保密。这批军官里面，还有我们汉中的人，人是窦家巷的，叫张文德，是青年军206师的团长，他在解放四川的时候有功也有过。在乐山的时候，国民党军队要逃跑，别的部队密谋把解放军的谈判代表杀了，这个张文德把解放军的代表保护了起来，给解放军报告了情况，解放军就命令他们一起跑，跑一个关口，和解放军一起把逃跑的国民党部队都打败了。当然他也有罪行，在四川的时候他的太太坐滑竿，抬滑竿的士兵把太太不小心摔到了地上，他掏枪出来就把两个士兵打死了，后来在王曲对他的历史甄别出来，功过相抵，因为这个功劳，安排回来汉中，在校场坝打扫篮球场的卫生。上报了镇压名单之后，罪大恶极的军官就被镇压了，二哥他们就负责整理这些军官的个人物品，有委任状、存折、黄金珠宝，都要登记造册上交。

这之后才开始了学习，二哥有文化，还要负责给现役部队的学员讲课。过了一个阶段，二哥就给安排在他们军校的组织部档案室工作，他那时还只是个团员，他们这个组织部的部长叫聂凤炎，这个聂部长后来还来汉中当过军分区司令员，聂凤炎的哥哥，就是解放上海的聂凤智中将，开国将军。

过了几年，青海甘肃发生了叛乱，我二哥这个人思想很积极，他后来给我说，我们家这个成分不好，没有战功在部队上很难站住脚，加上当时的部队上，连续两次没有升级就要转业回家。所以他就主动写申请报名参加战斗，到青海湟源县平叛。这个平叛艰苦得很，冬天过河，一过河要赶紧揉腿，如果坐在那里不动，一会儿腿就没了知觉，很多人因此就截肢。行军当中，除了自己的行李，还要背枪拿弹药，他们队伍里有个安康籍的机枪手，连人带枪掉进了雪坑，拉上来以后生气抱怨了起来，说当个农民也比当兵好，这么大雪这么冷受这个苦。

后来战斗结束，因为这个抱怨还被批评承认错误。叛匪是很厉害的，白天看不到他们人，一到天黑骑兵从山上下来，把分散的连和营包围住，很多解放军战士就牺牲了。解放军吃了亏，到了晚上，一个营的人都住在一个大帐篷里，不脱衣服一个挨一个睡，外面大雪下得厚，帐篷里的人热得受不了也不敢脱衣服。二哥的队伍有一次在路上抓了一个叛匪的探子，押在队伍里前进，走到一个山跟前，这个探子突然就喊了起来，对面的山上就住着叛匪的队伍，叛匪头领的帐篷是红边子，一般人是黑边子，他们赶紧把探子的嘴堵住，继续走，走到前面的一条河，山上叛匪发现了他们，机枪打下来，解放军往山上冲锋，仗打的很惨烈，叛匪用的尼泊尔刀利得很，一刀下来能把人头割掉，就这样不停地战斗，终于把叛乱给平息了。

平息了叛乱，二哥去了东北长春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，学习完了回到王曲步校，王曲的人已经满了，他又去了天水军分区政治部工作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二哥当时是组织部长，上面就让他当了天水地区的军代表，军代表的权力是很大的，当时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一切权力属于军代表，地方上的专员和书记都不能干涉军代表。有一次天水地区的工人和学生起了冲突，学生要去抢枪，工人要阻止，二哥在现场处理，当时情况很混乱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个学生把枪弄响了，子弹打到二哥身上，从腿上又穿了出去，当时军车把他拉到医院，一周就出院了，按道理说要逮捕这个学生，经过调查这个学生是混乱中碰到了扳机，二哥说算了，不要追究了，因为这个学生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事情就算了。

后来天水成立革委会，从兰州军区来了一个人到天水地区当书记，这个人是二哥的熟人，鼓动二哥转业，安排到了天水计划委员会当书记，这样又干了几年，我们去天水看二哥，二哥还派了车送我们去火车站。二哥59岁那一年生了病，就提前退了休，也给后面的人腾了位置。

二哥这一生，跟我大哥相比顺利了一些，还是他性格上要好，灵活一些。我在想，啥事情，比如文化大革命，自古到今也遇到那么一回，后面就再没有，你遇到了，就倒霉了。大哥跟二哥比，就是运气太差了。

再说说我自己。过去有一句话，叫做黄巢杀人，在劫难逃，是个啥意思呢？说黄巢当时起兵造反的时候，要杀人祭旗，有个和尚很害怕，到处躲藏，没地方躲啊，路边有一棵大树，树上有个大洞，他就躲在这个大洞里面，黄巢找不到人杀，恰好看到路边这棵树，一刀砍到树上，偏偏就把藏在树洞里的和尚给砍死了。这个话是个迷信的话，但是呢，我这辈子也是个霉运气，1957年我考大学，当时报了几个志愿，结果跟我大哥一样，也考到西北农学院，学的农业机械化，当时从汉中到西安，坐大卡车要两天两夜，第一天到了凤县双石铺，歇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才到了杨陵镇。第一个学期刚上完，因为当时主要靠我哥哥供我上学，这个时候他被打成了极右分子，这样一来我没有了经济支持，这个学就上不下去了，只能退学回来，大学一年级都没有读完。

回来了咋办？当时也没有临时工这么一说，就在家里待着嘛，有什么活干就去干啥，过了一年多啊，有个机会就进了东大街的税务所上班，税务所上班上的很认真，慢慢地生活就安定了。没过多久，国家经济困难，政府呢，机关臃肿，人浮于事，要精简人员，号召机关干部要下乡，改造自然，改造思想，和群众一起劳动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这个就是最早的上山下乡，跟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一样。下放呢还有说法，叫“家门、校门、机关门，三门干部”，像我这种从家里上了学，从学校出来就上班了，这种情况的人是首当其冲要下放的。当时把我派到了镇巴县观音区田坝乡的一个村子里，炼钢铁，种地，啥活都干过。

这个时期结束以后，回到城里，上面要重新安排工作，要把我派到留坝的一个远地方去当文书，在马道镇，好远哦。当时家里面只有我母亲一个人，病重瘫在床上，去了那里时间一长，家里我就一点顾不上，我就提出了不去，能不能给我调个近一点的地方，人家不行，调不了，你不去还不行，你要硬是不去报到，那就只能填个退职申请，不让你上班。我退职以后回来，在家照顾母亲，大哥给寄点钱，二哥给寄一点钱，又过了一两年，还是那个税务所，缺人，叫我过去干个临时工，临时工工资26元多，比以前正式工的时候，二十五级干部的工资37元5角要低了10元多，我也结了婚，有了我们老大，日子就更紧张了。哎呀，太穷了，老大一点点大的时候，有一天给我说，爸爸，你给我买个吃的，问他是个啥吃的，他又说不清，说是上面有个角角，下面这里有个角角，那里还有个角角，我说那你带爸爸去看，老大把我拉到东门桥一看，嘿，是粽子嘛，白米粽子，几分钱一个，娃娃稀奇的很，没吃过啊。这个期间，我还是认认真真上班，工作还是干得好，到了年底，本来要给我评个先进工作者，有点奖金，结果我们这个所长他在局里开会，给大家说了我的一件事。我母亲瘫痪在家里我刚准备去马道的时候，农业社的人到我们家里来，要把阁楼上的灰尘扫出来，为了积肥，我母亲一个人在家，我就说你们等一段，等我回来了不忙的时候你们再来，我母亲一个人她啥都管不了。就因为这个事，所长说我是破坏农业生产，这个先进就没有我的了。

马上就到了1966年，税所里搞批斗，批斗当权派，我觉得这不行，这个临时工也就不当了。后来有个机会，去了一建司，刚开始干修理工，我那时对建筑上的机电设备不懂，但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化，管他的哟，我就自己钻研，去新华书店买本书看，看懂了以后，去请教老师傅，看人家干，看不懂的地方就问，把问题都搞清楚了，找了那些旧电动机，旧机器拆开，自己试着修，慢慢我就搞懂了，见得多了修得多了，后来机床也会开了，别人知道了还请我去修设备。这样我就在一建司站住脚了，稳定下来，后来人家让我搞设备仓库，当时人家说，你要是能把仓库管好，就留着干，管不了，就不留。我说好，我愿意干，干这个管理工作，也动脑筋，设备的维护、归类、规章制度、核算资金，把这个工作弄得清清楚楚，人家说，嘿，老盛你还干得好，就干这个仓库管理工作。这就一直干到了55岁，55岁那一年办了病休，这辈子工作就结束了。

所以我们这三兄弟，都是吃了家里没钱的亏，人人学习都好，如果家里当时经济上能支持，我父亲能尽到责任，那么这辈子的命运估计就很不一样了。幸好一点的是，我的孙娃子孙女子都学得好，孙女子在一中上学就学的很好，高考考到了北京大学，我还把她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留着，还有她高中的成绩单，我也专门给她保留在我这里。

现在想啊，这辈子过来，坎坎坷坷的。有一件事记得清楚，刚成家有了娃，娃娃的衣服，大人的衣服都要补，我老伴不会针线活，我们俩在针织厂对面那个水井那里打了水，洗衣服，回来一看，衣服洗烂了，老伴边收拾边哭，我一看，这不行啊。那个时候慢慢有缝纫机卖，我就想，那我要是也买个缝纫机，这样家里这些衣服啊针线活我就可以弄了嘛。我就开始攒钱，攒够了请人家买过缝纫机的人带我去买一台，买回来，嘿，装机器都不会，我边看说明书，边出去看裁缝铺里的机器咋安，安好了以后，自己琢磨，琢磨好了就先用报纸试着缝，慢慢地我就会用缝纫机了，后面做条裤子呀、衬衫啊，只要不是太贵的料子，我都可以做了，这样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这都是逼到那一步嘛，没办法就只有自己弄。

再说点我记忆很深的几件事，在旧社会，国民党的军政不统一，部队不听政府的话。当时汉中城里有两支部队，一支部队的现役军人，被另外一支部队抓到他们的部队当了兵。有一天就在东关上面这里，这个兵上街买东西，被原来部队的人看见了，要把他抓回去，怎么我们的兵戴着你们部队的符号？另外一支部队不愿意了，说这是我们的兵，结果两支部队的人就争执起来，这个兵就像树枝一样被两边人拉来拉去，身上的衣服鞋子都被拉得稀烂，旁边的居民看不下去了，趁乱帮这个兵从一个商店里面的后门逃出去了。

我们家对门这个地方，以前是镇公所，镇公所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把一个现役军人当成壮丁拉了，关在镇公所里，这个军人的部队知道了，派了好多兵过来，架起机枪把镇公所包围了，镇公所里的团丁也配有手枪，把公所的门一关夯住，双方快要打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恰好县长从东关过，县长一个人进了镇公所，劝了半天，才把这个兵领了出来，那天要是打起来，那可不得了。我们这里有个保长，之前把一个居民拉了壮丁，到了1948年，恰好这个壮丁的部队经过汉中，这个壮丁已经成了军官，带了一伙人，把这个保长打得要死不活，家里东西都砸得稀烂。

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，所以过去国民党拉壮丁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我记得在现在新桥这个位置，还设了个卡子，从城固洋县铺镇来汉中的人，只要是男的，年龄合适，就被拉丁的人叫住，绑着去当兵。到了后来拉丁不行，又变成了买丁，保长给保甲里的人十几户派一个名额，你们自己想办法，花钱去找个人当兵。

国民党军队还有个恶习，号房子。号房子就是看上谁家的房子，就往谁家的门上贴个封条，这个房子就成了人家住的房子，一分钱不交。我们这个房子后面一间屋子就被国民党伤兵医院的院长号过，有四个勤务兵给他干家务，做饭、抱娃，又找了一辆大车，到西乡沙河坎拉炭跑买卖，国民党的伤兵很霸道，衣服上有个伤兵的符号，买东西、看戏都不给钱。我那时候小，这个院长的一个勤务兵跟我混熟了，有时候带我去看戏，到了戏院检票口，检票的人一看是伤兵，就放我们进去看戏。这个伤兵医院在上元观那里，那一年伤兵欺压跟前的老百姓，结果老百姓一反抗，把这个医院里的伤兵打死了好多。

我们家这个房子啊，不止被号过一次，厨房前面这个房子，就被国民党宪兵队的一个军官号了，这个人呢邪的很，他专门改了个名字，叫李淡仁，门上这些人叫他，有口音嘛，都叫成“李大人”，他听了还得意的很。这个人最早和土匪头子关系好得很，后来不当宪兵了，就跑去南山那边当起了土匪，经常半夜把抢来的东西拉回来，我那时候小，跑出来偷偷看见，都是金银细软。李淡仁真是一个恶棍，他当时的老婆是他有一次在农村里闲逛时看上的，这个妇女是有丈夫的，李淡仁看上这个女的，就跟拉丁的人勾结起来，把这个妇女的丈夫拉了壮丁，他把这个女的霸占了，回来也是虐待这个女的，很快这个女的就死了，李淡人耍起了派头，请了和尚道士端公来做法事，法事搞了三天三夜，这些人也要收辛苦费，问李淡仁要钱 ，李淡仁说过几天给你们一起结，到了约好的时间，和尚道士来找李淡仁，嘿，李淡仁啪的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，说你们这些混账给我搞的啥法事，搞了三天三夜有屁用，我家里晚上还呜呜呜的闹鬼，你们还敢问我要钱，和尚道士一看他把枪掏出来了，也就不敢说啥了，等于李淡仁把这个钱赖掉了。没想到这个家伙到了刚解放的时候，伪造了地下党的身份，他摇身一变成了派出所的所长，没过多久被查出来，开了公审大会就被枪毙了。

我记得到了1949年解放的时候，我们这间屋子住过解放军，解放军真是对老百姓好，啥都不乱动，纪律非常好，过了几天，解放军还派了人专门来问，老乡，我们的战士有没有拿你们东西，有没有违反纪律，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对老百姓好的队伍。

解放后，还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。1956年，大年初五那一天，在校场坝办了焰火晚会，那时候娱乐活动少，看的人特别多，这个焰火晚会是专门从外地请的焰火队来放，放的是连环焰火，连环焰火就是这边一个焰火，发射到那边一个焰火上，把那边的焰火点燃，然后再发射到下一个焰火，焰火到了天上爆炸，还能垂下来一个对联一样的东西，好看的很。

那天下午人往里面走，当时校场坝四周都有墙，但只开了一个门，不到5米宽，人越来越多，挤得满满的，到了晚上放完焰火，人往出走，结果就出了事，前面的人出得慢，后面的人往前挤，有的人顶不住摔倒了，这时候就乱了，还有人骑的自行车，把车子举起来往外面挤，这样一来就摔倒的就更糟糕了，当时我和邻居也在那里看，一看走不出去，赶紧就往后面走，躲过去了。这一次事故，踩死了好些人，当时人穿皮鞋的少，都是穿布鞋，慌乱之中把鞋子踩掉，第二天光是地上的布鞋都拉走了几车。从这以后，校场坝的围墙就被拆了，再也没有组织过焰火晚会了。

解放以后，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经历过，这一辈子，我还是觉得人善良了好，你欺负了别人，别人把这个恨记在心里，这个恨找机会就要还回来。

几十年的事情说起来就这么个样子，我们兄弟三人，其实也就是个平平淡淡，这些就是我们的故事。

整理 | 褒河浪人 | 陕西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