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人发来一张老照片,标明”中共锦州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南票全体代表合影”,顿时勾起了儿时的记忆。

照片中好几位都曾经是我们家的近邻。
其中前排左数第二位,长得像彭真的那位,是马大爷马达(当时的局长),与我家住一栋房(当时叫4栋),中间隔着韩大爷家。马大爷家是4栋6号。(后来改为41栋6号)
他右边那位是段大爷段相庆(当时的党委书记)住我家后栋房(3栋6号。后来我们住一栋房)。
段大爷右边的是刘大爷刘忠厚(当时局组织部长)住我家后两栋房(1栋1号)前些日子我写回忆早逝的三哥“秃驴”就是他老人家的三儿子。他四儿子,我们是一起下河摸鱼的好朋友 ,他家房后就是托儿所。
后排左数第一位是齐叔齐宝德(当时运输处党总支书记)住与我家隔路斜对房头的12栋6号(后来的王国华家)。
后排左数第二位是李大爷李启瑞(局工会主席)住在齐叔家隔一栋房房后(10栋6号)。
今天先说马大爷。
我家是1959年10月末来南票的。那时拉货的火车刚通,还不通“票车”(客车)。接我们的蓝叔叔先安排我们在锦州办事处住了一夜,第二天下午坐刘玉书叔叔(后来在医院开车)开的大面包车(当时叫中卡,像医院救护车似的但是绿色)来的。那时的住宅绝大多数还没住人家,托儿所和“前十栋”即报社(最早叫大食堂那时还没盖以南的那一片)那儿挖的盖房子的地沟还能看到棺材板子。
马大爷家早就来了,他家与我家隔着韩大爷家(那时还没搬来来,4栋1号李大爷家来了)。只听人们喊他马局长,邻里们常来往,几乎感觉不到尊卑贵贱。
马大爷常穿个褐色的粗麻袋呢子半大衣,大嗓门说话声音很高,很侉,山东不山东,河北不河北那个味儿,见面总好捏我鼻子......
那时矿务局就有一辆华沙轿车,还没时兴局长专车。开车的是住在前栋房的赵信叔叔和后栋房的王凤起叔叔。那时矿务局机关在与黄甲屯车站(那时叫乘降所)东边平行的那趟红砖平房办公,轿车就停在第三栋房中间。
有一回去沈阳开会,出了火车站,秘书去车站里边打电话,联系来车接他们,马大爷一个人站那儿等着。可能是见他穿个粗麻袋呢子衣服“穿得土”,围上来一伙人,问话一听口音傝啦吧唧,不容分说,连推带搡地就把他弄上大卡车,拉“盲流劝阻站”去了。
“盲流劝阻站”,就是临时集中收留关里跑东北来找工作的流动人口的地方,有人组织他们学习,劝他们返回家乡参家集体生产劳动,不要盲目流动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“盲流”是啥意思,反正感觉不好。
后来知青下乡招工当了铁路养路工,慢慢熟了,跟师傅们唠嗑,才知道四工区我的那些师傅们,也都是当年的盲流,就连我们段党支部书记,机关团委书记............都是盲流。
待到去车站里头打电话,联系好了车的秘书来接马大爷时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!好几拨人,在沈阳火车站候车室,票房子,站前广场吆喝“马局长”,省里也急了,薛奇还等着听他汇报呢,就挂电话到矿务局追问,开会的马局长怎么还没到?矿务局回答 早就坐火车去了......
马大爷被关在盲流劝阻站干着急,要找他们领导理论,人家说你不够格;要打电话联系,人家不让;没人相信他是来开会的,都认为他是跑盲流的;他急得直跳脚儿,也没法联系人解救他.彻底感受到了没法联系的尴尬。
这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听串门儿的马大娘说的。
马大娘总上我家串门,还没进屋就喊“小孩儿娘”---她管我母亲叫“小孩娘”。马大娘不上班,她很巧,做的发糕可真好吃,是苞米面掺白面的那种,她做的条绒棉鞋也漂亮,还会拿皮子研鞋口,用布条盘衣服钮扣瓣。
他家五口人,大儿子看样子比我姐姐年龄还大,那时我姐姐读中学,他就已经上班了。
听说他有“神经官能症”,医生让他住院疗养。马大爷说,不就是夜里睡不着觉吗?干点儿力气活儿就好了。就让他上九龙山下河北岸的那个砖瓦厂跟工人一样在土坑挖土,推轱辘码子车运土,和泥 烧窑 出砖......。
他家就有一个女孩“大晨子姐姐”,高高的个儿,不胖不瘦,梳一条大辫子,文文静静的,常带我们玩儿。有一回我们一起去王八沟採槐树花,回来包菜饽饽吃(那时粮食不够吃)吃得我们脸都浮肿了,母亲说中毒了。后来回忆是我们不认识,把粉红色的槐树花也混着采摘回来吃了。
三年级时过春节,大年初一天还没大亮,我还没起来,大臣子姐姐就来拜年了。
我不好意思爬起来,就眯着眼睛假装睡觉,大臣子姐姐和父母说着话,却把手伸我被窝里,来回揉搓,说大年初一睡懒觉,一年都是懒蛋! 我才假装坐起来,揉眼睛穿衣服......
他家援朝哥最小,比我大两岁,他自豪地说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那年生的,他不太爱说话,也不像我们那么野,但他的小人书我随便拿,有时也跟我们玩儿。我姐姐放假回家时,他们都问过我姐姐题......不久我家搬到了前一栋房1号(即42栋1号)与齐宝德叔叔家对房头,他家也搬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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